中国人的吃饭

    中国人吃饭，吃的是概念。或者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吃的是文化。这使饮食问题有了社会性（甚至艺术性），而不仅仅是一项生理活动。

    吃饭第一

    自古流传的两句话：一是“衣食足则知荣辱”，见于《管子·牧民》；一是“民以食为天”，汉朝郦食其说的。这些都从实际政治上认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说从人民方面看，吃饭第一。另一方面，“食色，性也”，是从人生哲学上肯定了食是生活的两大基本要求之一。论次序，“食”在前头，这吃饭第一的道理，一般社会似乎也都默认。

    “吃”这个东西往深里说，是人基本欲望的一个喻体。“吃”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小处来说，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一个字跟“吃”没有关系。当一席大菜井然有序地布置在餐桌中央，简直就像揭开了蒙在一尊艺术品上的幕布，不时能听见一两声由衷的喝彩——当然，这是躲在后台掌勺的厨师所期待的。宾客们举杯相庆，仿佛在进行小小的剪彩仪式。然后就各司其职，频频挥动蜻蜓点水般的筷子。

    在中国，每一桌宴席的推出，都笼罩着新船下水般的热烈气氛。而每一位食客，都是动作熟练的老水手——或者说，都是潜在的评委。难怪开餐馆的老板，都很会看客人的脸色，看客人的脸色就能了解到厨师的水平。

    吃饭，在中国是最日常的仪式，是最密集的节日。

    信奉基督的西洋人就餐前习惯在胸前画十字，念叨一句“上帝保佑”，感谢上帝赐予的面包与盐。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把酒临风时反而充满了当家做主的感觉。饱餐一顿（若能持螯赋诗就更好了），是离他们最近的一种自由。由此可见，这个民族宗教感匮乏，艺术气息却很浓郁。

    西餐折射出私有制的影子，各自为政，管理好自己的盘子——使用刀又是为了便于分割利益。中餐则体现了最朴素的共产主义。围桌而聚，继承了原始氏族公社的遗传基因，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人人皆可分一杯羹。大锅饭的传统很难打破。中国的饭桌也是最有凝聚力的地方，有福同享、有难共担的绿林好汉作风颇受欢迎。中国人通过聚餐就能产生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的幻觉，这种虚拟的亲情毕竟大大增进了食欲。所以中国人吃饭，也是在吃环境，吃气氛，吃人际关系。边说边吃，边吃边听。这是一种超越了吃的吃。

    革命也是请客吃饭

    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事。进而至于彼此打招呼的语言也形象为“吃了没”；朋友许久不见联络感情，多是“我请吃饭”；办事情谈生意，也要先坐下来吃饭；遇到红白喜事，更是借机大吃一顿，在乡间往往是举家来吃，甚至拜祖宗、祭鬼神、供菩萨、扫墓，也都少不了食物。

    中国人的吃与“和合性”有关，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人情社会，以及“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使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在围炉共醮之余，就会因开怀而获得松弛。甚至森严的上下级关系，也可能因为酒酣耳热而和谐到称兄道弟的地步。毛泽东对“和合性”不利于“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因此就有了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纵观中国革命史，却几乎全是与吃有关，进而就纳闷了：革命也是请客吃饭？

    我们站在阶级分析的立场，再看看中国几千年的革命斗争史：陈胜吴广起义，似乎并没有什么革命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潜台词是“他们凭什么天生就吃香的喝辣的”；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则更加干脆，“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城门迎闯王”，完全一副吃大户的心态；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政治理想，也是建立在“吃饱喝足”的基础之上。也许有人说，农民起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好，我们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打土豪，分田地”不就是满足劳动者最基本的“有饭吃”的要求吗？历史进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凤阳的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私分了公家的田地，也无非是想吃得饱一点，吃得好一点。

    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革命史，全都是围绕“吃饭”做文章。在传统政局中，任何统治者只要做到使老百姓获得生计，就可以致于“大治”、“平天下”的实质，说白了，就是使“人人都有一口饭吃”。“食”的确是中国政治的枢纽，中国人甚至把治理国家比作烹调术，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实在精辟，直接把治国上升到吃的高度。于是不难理解为何温家宝总理这样关注“三农”问题，并数度挥泪。因为“民以食为天”，生死之道，国之大事，履职尽责，敢不效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