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

    于丹反复推销她的快乐哲学，她说：“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问题，把它说出来，在《论语》中找到一种朴素的化解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自信，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这就是我讲《<论语>心得》的目的。”在《庄子心得》里他更是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说明都像电光石火一样转瞬即逝。在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不论你度过什么样的人生，最不应该扔掉的就是快乐。”

     于丹断言：“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怎么把握快乐、幸福呢？于丹开出的药方是：“适应日常秩序”。在不合理的现实面前不要不满，不要反抗，把一切痛苦都用“内功”自己化解掉。这就是于丹的快乐哲学。这个快乐哲学的精髓是回避现实和麻痹自己：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来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好一个快乐秘诀！原来就是阿Q精神！即使你生活最在黑暗的时代，即使你看到社会的严重不公，邪恶压倒正义，即使基本的公民权利还没有得到保障，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你不必去实践现实的改革，不必去消灭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不必去改造制度。你所需要的只是发挥你神奇的“内视力”看看你的内心，因为那才是快乐之源：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和内心相连。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这种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士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客气的说，这只能是“食利者”的快乐哲学，是权贵阶层的快乐哲学。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快乐哲学的。而如果一个人自己享受着不合理的现实提供的美味佳肴、锦绣貂皮，却劝告草根阶层不要嫉妒、不要不满，不要牢骚满腹，那简直就是不厚道啦。如果这种快乐哲学被接受了，那么，不仅大量贫困阶层，而且我们的国家，都会在这种快乐哲学的催眠下可悲地“快乐”至死。

    追求快乐不错，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于丹追求快乐的方式就是运用一个人的“内力”加以化解。于丹教导我们：“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让不幸过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幸？如果一个人遭受了天灾或者在天灾中失去了亲人，他的确不应该被这个灾难长久纠缠，应该尽快站起来，但是如果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比如制度的原因――而蒙受冤屈、不幸，那么如果他不去改造造成冤屈和不幸的社会，而是动用“内功”铲除苦难记忆，这不是明摆着等待灾难的再次降临么？不错，这就是于丹给我们开的药方，她说：假如一个人莫名其妙地造了一顿毒打，他不应该对此屈辱念念不忘，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失去过去之后，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也不是去报案，查清打人凶手并绳之以法，而是应该立即把它忘得干干净净！

    其实这也不是于丹的发明，阿Q在被人打以后就是这样化解痛苦、永远快乐的。她认为精通这套法术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要抱怨“社会不公”，也不要“抱怨处世艰难”，在“精神胜利法”面前一切迎刃而解！

    于丹快乐哲学的可怕之处在于她总是回避导致痛苦或快乐的客观社会原因，把痛苦和幸福完全看作是自己内心的事务，这客观上是为不合理的现实辩护。在讲解“不怨天，不尤人”的时候她说:“一个人内心的完善，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要求这个社会应该如何如何，要求别人应该怎样怎样，都要重要得多。”改造社会、建设制度等“外在”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练内功，大约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国人一直不注意制度建设，直至今天出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还在讲练内功（思想教育）。可惜的是，我们的内功练了几千年还还没有练好，练出了一身的权术和机心！而注意制度建设的外国人在练好外功的同时内功也练好了。

    总之一句话：现实是改变不开了的，“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问题是选择什么？于丹告诉我们选择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说得好！一个人心中有“自由”，生活在警察国家也觉得无比“自由”，一个人心中有山珍海味，饥肠辘辘也不会饿！

    这是多么美妙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

    难怪讲完了《论语》紧接着就讲《庄子》。因为庄子就是阿Q的祖先，深得“乘物以游心”的秘诀，也就是练内功的本领，这个本领首先变现为对自己的贫困一点不在乎。按照于丹的说法是幸福不幸福都在你心里。比方说：“我们今天，一个只拥有十块钱的人，他的快乐未必不如一个拥有亿万身价的人。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它在你心里的分量。”（《<庄子>心得》第4页）说的真实动听啊，但是我想，一个真的只有十元钱的人一定听了会大骂――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会大喜――那他就是被“精神胜利法”彻底降服了。

    于丹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她一个先做媒体后作房地产的朋友，发了很大的财，因为每天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国内被绑架而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而且妻子跟着去自己在国内，很痛苦。于丹于是反问：“利，真的是越大越好么？”（《<庄子>心得》第4页）很奇怪的是于丹为什么换一个思路：消除国内不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中国的孩子还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大家都采用这样的办法――或者送孩子出国，或者为了安全而“安贫乐道”、“蔑视金钱”，我们的社会能够进步么？

    于丹对于自由的妙解是：“人心为什么可以有自由？因为人可以不在乎。人的一生只能被你真正在乎的事情拘束住，如果你不在乎，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束缚你？”我的天啊！自由原来就是不在乎！是啊，如果你生活在专制的国家，只要你对于剥夺你公民权利的种种限制不在乎，你就一样自由，专制制度又怎么能束缚你？！

    所以，于丹告诫我们，如果你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千万不要满腹牢骚、愤愤不平。“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感到愤愤不平，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这是我们的心带有偏见。”（《<庄子>心得》，第28页）哈哈，真好啊，我们的不平完全是自找的，和客观环境，和我们的实际遭遇无关。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们，你们不要愤愤不平，只要你们的心不带偏见，这点磨难算得了什么？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妻子或子女的人们，你们也不要愤愤不平，他们的死是好事啊，是和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了啊，你们应该“鼓盆而歌”才对啊。

    这是什么哲学？是犬儒主义哲学，鸵鸟哲学。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温一下阿伦特的自由观：自由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不是主观感受，奴隶在客观上是不自由的，虽然他可能有“主观自由”的感觉。一个不自由因而客观上不幸福的奴隶，很可能生活在非常幸福的幻觉中。（参见阿伦特《人的条件》，见《文化与公共性》，第64－65页）坚持自由的客观性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思想的消极性，特别是在今天的消极性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懦夫可以在内心幻想“自由”，而要真正实践自由却需要走入现实、参与政治，需要勇气。因此，阿伦特指出：在所有参与政治所需要的品质中，最关键的品质是勇气。勇气的本质在于政治行动者甘愿冒生命的危险离开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在阿伦特看来：“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

    对照阿伦特对于自由的理解，庄子的所谓“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缺乏勇气、逃避公共世界、躲进自己内心进行“神游”的所谓“精神自由”。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犬儒。

    不幸的是，不仅于丹，而且当今中国很多人，既有大众、也有知识分子，却一味沉浸在犬儒式的“内心自由”中，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庄子的确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精神界的导师，它应和了当今中国的普遍的政治冷漠，试图通过内心的所谓“宁静”来掩盖政治自由的缺失和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庄子人生哲学的流行所导致的只能是全社会的犬儒主义，它或许能够培育出一批不问世事的逍遥派，却永远不可能有助于培养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