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曾经的盐担儿

今天杭州人都知道，数千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浅海湾；数百年前，城东一带还是潮涨潮落；却鲜有人知，数十年前，杭州人吃的盐都是从清泰门外挑进来的，小小盐担子，实在是一个民生大计。

清泰门外盐担儿　

　　如今门是没了，但是我走在清泰街上的时候，仿佛依然能看到川流不息的盐担子来来往往，看到流经门洞的生生不息的千年民生。

　　一、有探子来报：杭州的士绅学子，都聚集在清泰门直街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初三，一早，隔夜的燠热还没散尽，清泰门直街，臭气弥漫。从清泰城门到荐桥一路，竹竿挑的是一串串锡箔纸锭，地上放的是一只只马子粪桶。虽不是家家户户，也称得鱼贯相接。店铺民居，人头攒动，都在翘首等着一个人，他就是卸任的浙江巡抚张曾敭。

　　新修的窄窄的铁路，从闸口过来，在清泰城门西面三十多丈远处横穿过街，又穿墙东出。从这里到艮山门再到拱宸桥的“江墅线”，刚刚举行过通车仪式。那天，不少学子商贾已经捷足先登，坐上了敞篷马车一般、也快不了多少的火车，风光过了。

　　杭州城里的火车站还在筹建之中，坐火车要去清泰门外，站台就在城门的东面。自知民间怨愤已深的张曾敭，怕途中(平调江苏巡抚)遇到不测，决定乘火车离杭。张曾敭刚出大门，就有探子来报：杭州的士绅学子，都聚集在清泰门直街。张曾敭一听，当时就抬不动上轿的腿了。

　　张曾敭并不是一个贪官污吏，为民也办过不少实事。就说清泰门段的铁路，本是绕城墙外而行，为了民众的便利，张曾敭同意在城墙上开一个穴门，引铁路进城。浙江的私盐贩子与官员勾结，一度猖獗，张曾敭上任后也多有收敛。张曾敭与民众结怨是因为他逆时代而动，为欲坠的帝制充当帮凶，下令将秋瑾就地处死。那时候国人的反封建意识已如燎原星火，到后来，连江苏的绅民学子都拒绝张曾敭入境了。这是后话。

　　从八旗会馆出来，张曾敭的大轿由绿营兵勇前呼后拥，兵勇背上插的是大刀，手上持的是新式枪铳。当“回避”、“肃静”的仪仗刚刚进入清泰门直街，高挑在竹竿上和堆放在地上的锡箔纸锭就点燃了。张曾敭听得哄闹，掀开竹帘看出去，只见沿街寮沿下众人怒目而视，一堆堆的火光跳动，锡箔灰蝴蝶似的飘了进来。这一看，张曾敭哪还敢再掀轿帘，正是七月大热天，坐在轿内如同做产，汗如滴水。

　　这时候，轿夫居然醉酒一样地踩起了碎步，晃得八人大轿如同一盏迎风的马灯。原来沿街的马子粪桶，开始向道中倒去，顷刻间，恶臭四起，轿夫在粪水中努力踩踏，张曾敭前俯后仰，差一点没翻出轿外。路边的学子开始齐声高叫：出丧！出丧！气得张曾敭一迭声地骂轿夫“该死的奴才”。

　　张曾敭晃得头昏恶心，臭气一熏，作起呕来。一旁护送的管带低声说道：老爷息怒，清泰门就要到了。张曾敭微掀竹帘，只见高高的城楼上耷拉的姜黄色蟠龙大旗，他一个激灵——两年前山西民众送他出境时打的是万民伞，眼前却是纸幡。

 

　　二、郁达夫走到清泰门前，登上了将拆而犹在的城楼

　　1923年7月，农历六月初二，二十七岁的郁达夫，从日本归来，途经杭州。

　　郁达夫走到清泰门，登上将拆而犹在的城楼。城外杨柳桑树上的蝉鸣，一声声沁入了他的心脾，有一种梦似的感觉。昨天晚上，在上海和几个友人谈起中国现状，这都是一些多情的男儿，“有时高笑，有时痛哭，讲来讲去，去岁今年，总还是这几句话”：专制腐败的中国，何去何从？

杭城盐担儿

　　日暮的空气，带着微凉，渐渐拂上面来。“清泰门外流着清浅的溪流，溪流上摇映着萧疏的杨柳，田野中交叉的窄路，窄路上的行人”，城门，这前朝的遗物，散发出没落的气息，和着暮气中的凉风，似一种淡淡的悲哀，笼罩了郁达夫的全身。多愁善感的郁达夫，就这么在残颓的城堞上久久站立，看东边的浮云和西边的暮天。看着看着，他真的好怕“自己要不自觉地从清泰门的城墙上跳了下去，跳进墙外的城壕中去，了断这迷茫的肉身”。天渐渐黑了，郁达夫慢慢走下城墙，踏上清冷的清泰门直街，一直走到了石牌楼(章家桥一带)，只见街巷人家，小桌子摆在门前，吃晚饭了。

　　就在郁达夫登上清泰城楼的那个年头，在杭城“陋巷”居住的马一浮先生，正默默无闻地潜心在古纸之中。

　　可是倒退十多年，1905年时的马一浮，是一个多么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他的岳父汤寿潜为了抵制英帝国主义对浙江铁路的觊觎，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总理，修建沪杭铁路。当时，拱宸桥日本租界商业发达，汤寿潜设计的图纸，将沪杭铁路终点站定在艮山门，从艮山门又设计了一条支线到拱宸桥。

　　这天，刚从德国游学归来的马一浮来丈人家做客，二十出头的马一浮，可谓是指点江山，锐气飞扬。汤寿潜正与幕僚们商议铁路的设计图纸，他请女婿也来参议参议，谁知马一浮看后却一把将图纸撕成了两半，说：为什么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宸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应该把终点站定在闹市区的羊市街，再铺一条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且有利于今后的铁路南延。

　　幕僚们面面相觑，都看着汤寿潜。汤沉吟片刻，觉得马一浮的话言之有理。他不但不认为马一浮撕图纸是无礼，反而按照女婿的方案，把艮山门改为货运站，客运的终点站就定在了清泰门内的羊市街——这就是后来近九十年容貌不改的城站的由来。

　　就在郁达夫登清泰城楼的那一年，四十岁的马一浮已经回到书斋，他拒绝了官职，甚至回绝了“北大”的聘任，回到陋巷“古色苍然”的老屋中孜孜不倦地读书。帝制，共和，军阀混战，马一浮选择的是沉默。

 

　　三、杭谚：清泰门外盐担儿。

　　挑盐担儿挑出伟业的，是后来做了吴越王的钱鏐。直到民国初期，浙江的私盐贩子肩上的那一根扁担，两头包的都是溜尖的乌铁，一旦与官兵遭遇，常有万夫不当的枭雄出来。写到这里，我想起多年前在东北插队，盐，是在粮站按户售卖的。其实，清泰门外盐担儿，说的就是官府对盐的统购统销。当时就有头脑灵光的人，靠倒卖“食盐许可证”先富了起来。

　　《三刻拍案惊奇》是晚明话本小说，署名西湖浪子。第二十六回说到清泰门外的产盐，是将挖来的江沙，放在搭起的“灶炉”中泡煮——“煎沙成盐”，这与沿海的晒盐大不相同。可见，至少在明朝以前，清泰门外那一片钱塘江滩涂，还沉淀了足足的盐分。

　　当然，盐是不能私卖的，各个朝代都是如此。宋以前，杭州的“盐榷”(盐专卖所)在盐桥旁；元、明时期，称盐业批验所，在东河太平桥附近。盐商盐贩，先要到批验所登记，得了官府批文，还需称重、检查，然后放行，顺了菜市河，送往各处。那时恐怕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景象，一个大好的艳阳天下，清泰门外的盐民们，挑了白花花银子一样的晶盐，委蛇行走在城墙的外面，从庆春门进城，等待官府稽核。谁见了这个场面，都会生出好记性来的。

　　清时，杭州府辖下的盐场，在清泰门外有“三保”(这“保”，是否就是现在清泰门外“堡”的由来，尚待考证)。“三保”设有灶保三名，役使四名，属于杭州府的“干部”编制，负责监督盐场事务，盐的制作，全在这些稽缉人员的眼皮下进行。盐场的产出，除了配给仁和、钱塘、余杭三县的“肩引”(“肩”——挑夫；“引”——销盐凭证)，每“引”一百斤外，剩下的盐全由官府出钱收买。这种“引”，每八天一换，核对盐贩的身份。可见，清时对食盐的控制，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紧。

　　清时与贩盐有关的规定很多，选两条有意思的。一是和余杭有关，余杭的“肩引”，走的路线是有规定的，只准走清泰门外，往武林门出观音桥直至余杭，不准绕道行走。二是和老人有关，杭州府另拨仁和、钱塘两县的老年人贩盐名额三百个，每日可“负盐三十斤”，使无依无靠的老人可维持生活，很人性化。

　　盐担儿，可算是市井一景。不太远，就在六十年前，杭州城里还都是走街穿巷挑着担子卖盐的。盐担儿，一副衬了箬叶的竹篾盐筐，一步一脚从城外挑进城里，上到江头，下到湖墅，“卖盐嘞——”的叫声，悄然中略显短促。这担儿挑进了卖鱼桥的鱼行，隔日的鲜鱼也就成了鹞儿一样的鱼干。

　　清泰门外盐担儿，一直挑到了1937年的12月，日本佬举着膏药旗从东面来了。进了杭城的日本佬将旧城门作为固守的凭借，盐担儿一度被封锁在城门的外面，专营食盐的店家开始在杭城出现。

　　后来，清泰门外的产盐地东移到了翁家埠，搭灶煮盐的方式依然因袭。这也是江南多雨，不得已而为之。

　　现住德胜东村的84岁老人何立人，解放初期在盐务局做事。他说，当时杭州城里的盐担儿，“七到八”都是私盐，国民党手里就有，你要管他，他说你们条儿码子(指公家人或警察。出自洋泾浜语：moulds)，为啥不去管管大老板？管我们穷人！何老先生说，当时我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杭州盐务分局局长罗义文在1949年的工作总结中说到杭城的盐担儿，尚有“二百余名”。说这个数字时，罗义文满怀感激。当时新政府刚刚接管，由于资金和食粮的匮乏，因此对盐业实行自由运销、就场征税的政策。后来的几个月，有大盐商垄断，囤积抬价，致使杭城一度出现盐荒，分局动员了“二百余名食盐零售肩贩(盐担儿)，争取这些人来供应杭市市民的食盐”。应该说，盐担儿为新政权的巩固，有过功劳。

　　盐担儿的最后消失，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一份杭州盐务分局1949年10月12日第173号文件规定：在杭市及杭县地区开设正式盐店、酱园店或兼营盐业，“均应向本局申请登记……结保……经查核认可，发给登记证盐摺，方得营业。”从那以后，盐担儿就陆陆续续地步入杭城的盐店和酱园店了。

　　这一年的11月3日，省盐务局有一个51号文件，对余姚盐贩的走卖定了行规：“商人必须向放盐场所声述路线及沿途经过的地名，由盐务所在运照上加盖指定沿途报给地点，中途不得任意变更，一经察觉，概以走私论。”

　　杭城盐担儿的消失，就没有这么一个声色俱厉的过程。

 

　　四、清晨，栏杆两边挤满了菜贩和自行车

　　清泰门，南宋称崇新门，旧址在城头巷口，也就是现在市三医院的方位。“城头”，就是城楼。

　　当时进了城门就是“荐(箭)桥大街”，街市繁华，也是娱乐中心“中瓦”所在。煮盐的盐头，贩盐的盐商，发了财后大多居住在此，这与现在财大气粗的人喜欢择居别墅相反。后来的文人，一旦写到荣华富贵，往往假托“荐(箭)桥大街”。《三刻拍案惊奇》二十六卷说的，就是盐商暴富后养妾蓄婢闹出的后院淫事。所以，这清泰门，也叫“荐桥门”。荐桥在中河上，距城门约有近一里，这大概也是古人取地名的攀富心理。后来的清泰门俗称螺蛳门，那是城墙东扩后城门外有一座螺蛳桥的缘故，这心态就平和了。

　　说起螺蛳桥，二十五年前是可以顺清泰街穿铁路走过去的。那时候铁轨多了，挤挤挨挨到了螺蛳桥的边上，桥平坦得如同路面，城河的水在涵洞里流过。

　　1969年的春天，我送一个同学去黑龙江，火车开的时候，大家难舍难分，四五个人一直送到了上海。经人指点，我们去龙华站爬货车回杭。大家说，艮山门要是不停，到清泰门铁路口减速时跳车。我对清泰门的印象，就在那一个黎明前的黑夜：铁路两旁放下了栏杆，这么早的时分，两边已经挤满了跃跃欲试想过铁路的菜贩与自行车，扳道工挥着旗子吹着哨子；不远处的早点摊上有一叠蒸笼在冒热气，使得饥肠辘辘的我连路灯都看出了朦朦胧胧的晕圈。我们全在车厢板上做好了下车的准备，哪知道火车略减速后又突然加起速来，一直将我们拉到了白塔。

　　现在的清泰门，早已有了一架天桥，天桥的东头是四季青服装市场。站在天桥上往下看，除了蜘蛛似的铁轨与清清的河(城河)水，过去的影子，一无所有。

　　五、横河公园里的土山，就是当年上城墙的马坡

　　清泰门内有一条小巷叫马坡巷，它的出名是因为一个人，就是写下名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清代思想家龚自珍，他生于马坡巷的一处小庭院，这个小院今天已辟为龚自珍纪念馆。

　　马坡巷，南宋称马婆巷。《梦粱录》说，这里有“肥羊酒店”，有“马婆双羊店等铺，零卖软羊、大骨龟背、烂蒸大片、羊杂熓四软、羊撺四件”。马婆巷怎么变成了马坡巷？

　　郁达夫怎么上的清泰门城墙？当然是走踏步档。说起来，当年马也上得城墙，当然走的不是踏步档，骑马者顺着马婆巷往北上城墙。所以，元末以后，马婆巷叫成了马坡巷，不是讹传。以前，马坡巷往北，可以一直通到现在的横河公园。横河公园里至今还留有一条自西往东的土山，这就是当年上城墙的马坡。在清末民初的地图上，这个土山是和马坡巷连在一起的。

　　七十六岁的董煊庭老人与他的妻子，一九五六年参加过拆城墙填横河的义务劳动。那一年，不仅是附近居民，杭州的机关工厂、学校商店，都参加了这一义务劳动。六七米高的城墙上站满了人，大家挑了土筐，竞赛似的在这马坡上来回奔跑，比谁跑得快，比谁挑得多，有一位诗人写诗形容夜间挑土：“妹妹飞天赶月亮，哥哥紧跟追星星。”

　　横河清清，从菜市河(东河)出来，往东一直穿出城墙水门，入贴沙河。这一填，横河没了，成了一条叫“大河下”的马路，只剩下一个“横河桥”的地名。当时填横河只是拆了一截城墙，留下的，依然高高低低，逶迤北去，直到一九五八年筑环城东路，城墙才完全拆净。这上下城墙的土坡，因为没有影响到路的建设，便留了下来。当时，土坡四周荒芜一片，有江北人的零星茅舍。于是，留下来的，还有儿歌“江北佬背稻草”。再后来建横河公园，“马坡”就成了公园里的小山。

　　一位对经济改革颇有研究的应宜逊教授告诉我，一九五八年拆城墙的义务劳动，他也是其中一员。那一年，应宜逊十九岁，读高二，学校分段拆的是清泰门往北一段。他记得，这段城墙的墙基石块依然完好，他们拿了钢钎往下撬，石块中有大小蛇倾巢而出，学生们不时大呼小叫。撬下的块石四四方方，民工们担了，去修城站到笕桥的大马路。

　　老杭州人说城门，总会说到日本人。日伪时期，清泰门一带也有日本兵把守，日本人的岗楼一个修在城站旁；一个修在“马坡”顶上，也就是现在横河公园的“土山”上。

　　日本人进杭州的第三年，场官弄黄包车行有一个伙计叫船高，二十出头，高大魁梧。一个大白天，他从“土山”的一面摸了上去，趁日本兵转身的当口，一跃而起，拦腰抱住了这个耀武扬威的日本兵，连人带枪，一记头掼到了土山底下。董煊庭的爷爷当年开的也是人力小货车行，汉奸、日本兵，好几次前来盘问搜查。几天下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说出船高的名字。船高从此远走他乡。

　　清平、安泰，这是城门的原意；沪上的开埠、铁路的兴建、帝制的没落，这是中国的近代。清泰门，它所拥有的细节，更多的属于近代，这是中国从不变到万变的开端。就像以这个城门命名的立交桥，多多少少的巨变，从此开始。